【嘉宾介绍】郑永年，国际著名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对外关系研究。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Q1：郑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和工作过，在国内外的学习经历中，您认为收获最大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同学对于未来是否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是比较迷茫的，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A1：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性思维。对比国内外的学习经历，我认为，普遍来说，我们中国学生掌握的知识量相较于欧美学生要丰富得多，但是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还不够。批判性思维其实就是创造性思维。大家都知道professor是教授，但是我认为professor翻译成教授是错误的，教授是中国人对老师的定位，是一个把现有知识传授给学生的角色。而在西方，profession表示职业，专业从事知识创造的人，才是professor。比如说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有两件任务，第一件是解释世界，第二件是改造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鼓励你们继续读博士的，但前提是必须要养成批判性思维，并在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之上培养创造性思维。

中国的经济学方兴未艾，中国现在还完全构建起自主的经济学体系，我们目前使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主要来自西方。但这是中国的经济，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只有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或者基于中国经济现状的经济学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像美国现在盛行的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就是在美国实践中产生的。新自由主义用于解释英美的经济现象是可以的，但是难以解释像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经济现象。我有一本书叫做《Variety Capitalism》，讲述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西方也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学，而是many schools of economics。

要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首先要建立一门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虽然目前没有，但是中国最有可能产生这样一门经济学。因为我们有三大传统，一是我们有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二是我们有一段受到西方冲击的近现代历史；三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且这些历史经验材料都有迹可循。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要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有自主的知识体系。那么，如何在跟西方对话的情况下，塑造构建我们自己的经济学？这需要很多代的努力。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学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刚刚开始。

Q2：现阶段中国经济经常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一些行业也难免受到冲击。以前大家经常说金融方向的同学就业比较容易，但是现在就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似乎不少行业处于景气循环的低谷。所以，想请您谈谈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经济周期的一个判断和看法，以及对于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预期。

A2：一定程度上说，中国还没开始发展监管严格情况下的金融经济，中国现在的金融经济几乎都是实体金融，比如银行，直接融资占比很低。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金融业发展的相当成熟，西方国家已建立起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们的主体就是企业或者资本，无论是金融经济还是其他经济，都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经济秩序。我一直强调中国的金融经济取决于政府，这要求政府要做出决定，决定要不要发展金融经济，决定发展什么样的金融经济。从世界市场来看，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经济以及成熟的金融经济秩序作为支撑与美国相竞争的话，中国是无法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

此外，我们都知道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被“割韭菜”的经济，因为定价权不在自己本身，而是掌握在金融经济手里。一定程度上说，现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有被美元“割韭菜”的风险，如果中国要抗衡美国的话，就需要我们国家政府做出相关决定：第一，金融经济是必须发展的，如果没有金融经济，中国将很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第二，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金融经济？中国应当避免像美国那样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我坚持认为中国的金融经济要跟技术研发、应用技术转化等绑定在一起。中国是很需要金融经济的，且中国是有充分的潜力，因为中国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金融基础设施高地——香港。我一直在提倡双金融中心，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金融中心主要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则负责与华尔街竞争。金融经济是世界经济的血液，只有当你血液流到那里了以后，你的经济才能走向那里。

当然金融安全也很重要，我觉得最大的金融安全就是要避免过多的虚拟化，但是一旦金融经济过度强调安全，忽略了发展，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要妥善处理发展跟安全二者的关系，在发展的基础之上保障安全才是中国发展金融经济的正确道路。现在大家从事的金融活动都是最初步的金融活动，因为真正的金融经济还没开始。我们就暂且不提美国、英国这两个金融强国，哪怕是德国、日本、法国等的金融活动活跃度都远远高于中国，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金融经济是不得不发展的一个方向。虽然美国打压日本、德国、法国的金融经济，但这些国家毕竟是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国家仍然可以在伦敦、纽约进行融资，而中国就可能不被允许了。为了解决中国之后的融资问题，我们不得不建立国际化的金融机构。就像我们早期到美国融资一样，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到香港、到内地的融资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强大了。

Q3：之前听您在IPP国际会议上提到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危机这一观点，想请教您总体上各国各民族都认可对现代性追求，为什么有的人会对现代性的价值产生质疑，以及您对于现代性是否值得追求这一迷思的看法。

A3：首先，大部分学者认为现代性是正面的，但需要辩证看待。比如说当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可能会对传统的社会道德秩序造成冲击，而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时，就有可能发生道德危机及价值观危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是必须追求的，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不具有现代性，那么就可能被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所打败。从道德角度上可以对其谴责，但是谴责无法改变被打败的事实，而任何国家都不想成为被他国压制的对象。所以，如果想实现二十大报告所述的“统筹发展和安全”，那就必须具有现代性。但是，现代性有好有坏，这就看如何取得一个均衡的发展。我们国家在理论和战略上已经完成了建构，比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富裕、均衡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但是真正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比如，美国也希望实现共同富裕，巨大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差异也非其所愿；欧洲60年代的环保运动也是为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过，做到富裕本就很难，要做到共同富裕就更难了。以上这些作为一个价值观是很值得追求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普遍性的价值观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人类是有共同价值的。

Q4：您刚才讲座中也有提到人工智能，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的推出，掀起了新一波人工智能应用的狂潮，您认为使用这一新技术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可行吗？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A4：人工智能一方面取决于技术，另一方面取决于数据。数据受开放程度限制，但开放程度、策略和步骤的选择，不属于人工智能本身能解决的范畴。我觉得过去我们不够开放，所以我们所收集的数据是14亿人的数据，而美国收集到的数据几乎是全世界的数据，那么数据量上就比不过美国。同时，数据质量方面也不如美国，过去我们各个企业与企业、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缺乏连接性，存在数字鸿沟，而人家这些关系都是打通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想不失去人工智能时代，就需要继续扩大开放。

人工智能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不是经济、技术所能解决的。有一些人工智能专家就提出暂停发展、先想清楚。ChatGPT的总裁也不同以往美国资本方那样反对国家监管，反而认为需要国家进行监管。由此可见，人工智能领域需要政府的监管是行业共识。我对中国人工智能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全面开放，有效管理”。要先开放，然后管理，不开放就收集不到世界上的数据，人工智能也就无法发展。

赌博平台

202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