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李昕宇，男，2014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数学系，2017年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与公司财务、卖空与公司财务以及僵尸企业的成因与经济后果等。在《管理世界》（已录用）、《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中国会计评论》、《中国软科学》等期刊发表过论文。
Q1：李博士您好，我们了解到您目前已经发表过多篇高质量的文章，在您看来，对论文中的参考文献、研究理论、方法论的构建和理论实证研究等方面，您认为其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在论文写作中要如何寻找创新点呢？
答：在我看来，学术论文选题是最关键的，这与寻找创新点也息息相关。要想寻找具有创新点的选题：首先，要研究所在领域的关键问题，要找到大家都关注，并能有所贡献的问题。其次，要选择新颖的视角，最好是尚未有人关注并涉足的新视角。要找到关键问题和新颖视角，一方面，要大量阅读所在领域的文献，充分了解这一领域的前沿发展，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另一方面，做学术不能只看文献，也要时刻关注实务的发展，密切注意社会中或者市场上出现了哪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学术中最重要的方面，至少占研究的50%，除此之外的方法论和实证研究等占另外的50%。另外，在实证研究中，我认为需要在计量经济学等方面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同时也要对统计软件等工具有所了解。
总结来说，一是要把握好选题，二是要掌握能实现选题的工具和方法。同时，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要和导师多沟通，与身边的牛人、师兄师姐多交流，多看、多想、多写。做学术研究是需要过程的，不仅文献的阅读需要积累，研究的体系、写作的感觉也需要在写作中慢慢建立，逐渐培养自身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迈出第一步是艰难的，但坚持下去就会有成果，这是做学术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Q2：您本科期间在人大的信息学院学习数学，是什么因素让您对经济金融产生兴趣，让您跨考了财务与金融系呢？在金融行业内外，都有“金融学是一门数学”的说法，那么在当年您跨考金融系的时候，是否也是基于这个考量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数学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学以致知的学问。学习数学，更多的是为了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为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而金融学其实就是数学一个很好的应用领域，已有的数学知识在金融学的实践和研究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自己本科既然学的是数学，想要能够在实际中运用出来，自然而然就会选择金融这个领域。
另一方面，数学这门学科不仅需要勤奋，还需要天分，如果没有天分的话，这门学科会劝退大部分人。有天分的人和勤奋的人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差异很大，有天分的人学习数学会越学越开心，所以就会继续做下去，我属于没有天分但是可能稍微勤奋些的，虽然基础数学能够做一些，但是想要继续在理论上做一些突破和创新还是挺难的。
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希望可以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出来，所以就选了这门应用学科。
Q3：在学习和研究中，您是如何处理“宏观经济直觉”和“数理方法思维”之间的关系？同时，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也会互有争论（例如在模型化的问题上也可以说是马歇尔以来的一个争论的引子）那么以一位贯通了两个专业的研究者的视角，您认为这二者孰重孰轻呢？
在我看来，二者都很重要。比如说你想要研究一个问题，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对相关的文献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更多的首先是一种直觉上的引领，但是在真正做研究、写文章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自己的直觉和实证的结果是相反的，结果不同的时候就必须要经过严谨的数理逻辑思维和理论模型来进行解释。举例来讲，东方的科学思维和西方的科学思维不同，西方人比较喜欢用数学模型来推导我们东方的一些研究，而我们东方可能就比较偏好经验性研究，比如四大发明。直觉和逻辑是两个都非常重要的概念，既不能完全依赖直觉，也不能只看逻辑，这两者是需要结合的，要看具体的问题用哪一种方法可以更好地诠释出来。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了主导思想，尽管非常经典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并不能做出很好地解释，于是就出现了政府主导的凯恩斯思想。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经济或是社会的问题，要用变化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论是经验还是理论模型都需要做改进，然后去更好地揭示它们。
Q4：在现在的交易环境下，卖空机制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性和风险对冲手段，也让我国一直以来每逢熊市融资环境恶化的情况得以缓解。在我国20多年来的金融和投资行业的探索中，存在的某些机制，如禁止卖空、交易手段单一、327事件后出现衍生品发展停滞等，在您看来这些机制是否必要呢？
问：我认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仍然在正在完善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的相关法律条款已经非常详细、全面，但是在执行力度上仍然有一些欠缺。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市场——它就是接近像问题说的这种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政府把所有的权限和创新都放开给市场。为什么敢这么放开？这是因为，它的执法过程非常及时而且有着严格的惩罚机制——比如说，在资本市场中，如果从业者想做一些违规行为，那么罚款的力度是非常高的。一个财报舞弊的行为，或者市场上的一些不端行为，直接就可能引发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惩罚。
但是在中国，这个惩罚的成本是特别低的，这一环境导致一旦国家放开一些权限之后，从业者可以以极低的犯罪成本去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去牟利。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它不在于是否放开权限，或者说是管制还是开放自由市场的问题，而是在于给了大家足够的发展自由之后，是否能保证一个稳定的法治监管的框架。关于法律监管方面，就我看来，可能我们的政府需要更努力一些。比如说我国的一些金融诈骗事件，一些名人涉案金额巨大，但最后最多的可能也就赔个几十万。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去违规，去用几十万的代价撬动数十亿的资产。这样一来，大家很可能都会想去做违规的事情，所以我们国家不得不采用严格的限制。
另外，当法律体系仍然处于完善的过程中时，国家采用严格的限制可以保护一些中小投资者。如果一旦放开，投资者保护力度不足的话，其实最后受伤的肯定是中小投资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法律体制的进步和完善。
Q5：就您看来，在目前中美对抗的大环境下，我国的金融市场引入更多的市场化机制，在您看来，能否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答：金融市场引入更多好的机制，就经济来说，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继续提高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地去引入市场化的机制，把政府的一些权力下放给市场。就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国家如果想继续发展，市场化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
我认为，关键是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好一些措施：一方面要放开权限给予市场，另一方面急需有配套的法律和监管的体系，去约束进一步开放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可能性，让它能够真正地把市场的机制向着一个有效的方向引导，限制投机者的牟利空间。
总之，引入更多的市场化机制肯定是一个好的趋势，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要有要时刻注意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处理这些问题。
Q6：在前两个问题中提到，国内的强规制甚至有点“遇事即停”的思路，导致证券市场作为重要市场调节手段的功能缺失，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过多地进入房地产这一另类投资领域。在您看来，能否通过证券市场的市场机制引入和功能复苏这一“亡羊补牢”的举措，来缓解这样的现状呢？
答：想通过建设一个更好的资本市场，然后让房价降低，或者将这份资金引回资本市场，这比较困难。因为房地产的收益率比资本市场要高，投资者会选择投向房地产。
这个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资本市场，如果想让房价降下来，首先更多的还是要靠我国的这个住房制度去做一些改变，其中政府的角色肯定是很重要的，改革无疑需要政府来推动。其次，后续的制度也需要综合，既要有国家建设作为福利房，用低价去解决部分住房问题，也要有商品房，去发展较为高端的产品。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房地产的相关制度和房地产市场做一些改革。
Q7在您的论文中，您提出了空头销售对金融约束的影响的新见解，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答：我的论文研究在我们国家允许卖空机制之后，参与的卖空交易者，大部分都是较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这是因为一些制度背景的因素决定的，参与卖空的准入的标准设置的是比较高的，高标准的结果导致市场中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很难参与到其中，参与的往往都是那些可能有信息优势、有投资经验、资金比较丰富的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同时他们往往有更强的信息搜集和分析的能力。我们发现他们通过卖空交易来参与到市场中的一个结果就是更有助于上市公司价值回归到一个更公平的价值。因为最开始没有卖空限制的时候，很多的负面信息将被隐藏，而这些卖空者参与之后，把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信息揭露出来，所以这是有利于公司的价值回归一个本源的位置。比如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卖空现象之前，很多公司这个股价虚高，会使它进行融资的成本偏低。卖空的引入，它其实让那些比较差的公司被筛选出去，同时它会把更多的这些一些资源，引向一些好的公司。实际上，卖空机制的推出，目前来看对我们的市场效率影响是正面的。
Q8：您对公司金融、战略研究和公司风险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那么在您看来，对目前公司的内部控制而言，卖空机制的引入对公司财务和内部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挑战呢？
答：卖空，它确实是可以导致公司内部财务行为的改变，这在国内外的很多的理论文献中都是有证明的，因为卖空本身是一种有治理功能的机制。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对于表现不好的公司，一旦被投资者发现，他就要做空你的股价。港股有个上市公司叫辉山乳业，美国的浑水报告其大量数据造假，然后就到港股去做空他的股票，于是辉山乳业遭遇崩盘式暴跌。这是一种非常强悍的外部治理机制，所以引入卖空机制确实会改变公司行为和公司治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卖空量还没有美国那么大，机构可能在做卖空的这方面和美国相比，经验上会稍微差一点，但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机制也会逐渐完善起来，目前它确实也发挥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这些作用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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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3日
